浙江保险业启动洪灾应急协作 加强理赔协作

从民族到民族主义, 从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形成了一条关于民族关系正常与非正常的直线。

实践也证明，诸多行政拆迁争议迫切需要司法机关对征收补偿数额进行实质性的合理性审查，而这一需求与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单一合法性审查原则不完全吻合。美国征收补偿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在公平市场价值估算之外，还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补偿方式。

[10]在房屋征收补偿中，被征收房屋面积一般包括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和批准使用的土地面积几部分。同时，房屋征收补偿的具体数额包括被征收标的物价值的货币表现、附属拆迁产生的关联费用以及征收拆迁房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这实际意味着，法院在对征收拆迁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征收拆迁补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附带审查，包括法院对征收主体作出的补偿决定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即审查、评判行政拆迁主体作出的补偿数额是否能补偿被拆迁人的财产损失。有的地方政府在随机选定评估机构中采取暗箱操作的方式将随机变成内定，其后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也就在地方政府掌握之中，换言之，就是征地补偿标准由政府单方面划定。并且，《征收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补偿的具体范围包括被征收标的物价值的货币反映、附属拆迁产生的关联费用以及征收拆迁房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

二是客观性原则，即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在评估中只尊重事实，不受任何个人主观影响。合理性司法审查作为合法性审查的延伸和补充，对行政主体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是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公认原则。一般许可 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具有违反行政许可的行政违法性。

被告人郭嵘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以南通三联科技发展公司的名义分装农药进行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第三，《农药管理条例》40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需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处理。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省级和设区的市级权力机关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我国《行政许可法》15条和第1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具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包括行政许可具体规定权和行政许可设定权。

因此，未经许可生产农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并且规定了处罚措施。从程序角度来说，王力军的行为涉嫌我国《刑法》225条第4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农药管理条例》40条规定，对此行为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对于普通许可区分形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意义在于对于形式违法的行为，行政主体可以通过责令其补办许可手续而使其行为合法化。

(一)行政许可的法律位阶 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做了专门的规定，根据该法关于行政许可设定主体的规定，行政许可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我国《行政许可法》12条规定的事项，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设定行政许可。那么，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呢？笔者认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特征，即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情节严重。在未另行向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申请农药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以小改大或以大改小方式分装农药阿米西达(晴茵脂)等，分别向上海旗忠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广州麓湖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东莞观澜湖球会有限公司、富阳春山居休闲事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销售，销售金额计人民币708585元。

第三项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被告人郭嵘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并不是根据行政法规甚至行政规章的规定，而必须严格依照我国《刑法》225条的规定。

农药分装登记的申请，应当经农药生产者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初审后，向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提出。例如探矿权或者采矿权，就是一种特许权，其本身包含着财产权益。

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因此，即使是无照经营，也只是取缔并予以行政处罚的问题，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对于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而从事经营活动，即所谓无照经营，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活动，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由此，只能同时对被告人郭嵘的行为是否触犯我国《刑法》225条第1款和第4款进行讨论。即使是在《农药管理条例》的范围内，把农药分装规定为农药生产的拟制规定也只能适用于特定范围。但该案中的涉案农药质量合格，并非禁限用农药，更不是危险化学物品，而且整个分装过程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5]需要指出的是，国务院于2017年4月1日对《农药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农药管理条例》中删除了该规定。违反这个意义上的许可，就是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具有违法性。

我国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审批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以下描述：为了实现对市场的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可以‘审批为核心，即便是一般的许可证发放，可能都需要经由内部的层层请示与审批环节，最终公民或企业才可以从事某种活动，加之‘票证制、‘配额制的存在，实际上都大大消减或者代替了行政许可可能发挥的控制市场以及资源分配的作用。第二，《农药管理条例》13条第5项的规定：开办农药生产企业(包括联营、设立分厂和非农药生产企业设立农药生产车间)，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批准。

因此，在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上述证明文件可以理解为行政许可的证明文件，可以直接与我国《行政许可法》衔接，对此并无争议。该案在媒体披露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8]参见前注[3]，王安异书，第263页以下。行政法规在定罪活动中只能起到参照作用，而不能成为定罪的直接根据，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核准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技术标准、经济技术规范，审核、认定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的设计、建造、安装和运营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特定产品、物品的检验、检疫等事项的行政行为。国务院委托商业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级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对农药、化肥、农膜实行专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经营上述商品。

因为工商营业执照并不是一般许可，而只是登记，它不具有限制性，只是为了工商行政管理的方便而设置的行政制度。因此，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或者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就是我国《刑法》225条第1项所规定的未经许可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

二是虽然提交了申请材料，但有关主管部门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条件而未予批准，没有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综上所述，非法经营罪与行政许可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以违反行政许可为前提。

特许表现为一种权利或者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对于如何理解我国《刑法》225条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中的国家规定，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作了专门规定。

除了特许以外，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是许可。问题在于，违反前两种行政许可，即特许和许可，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笔者于本文中以郭嵘非法经营案为例，[4]结合相关行政管理法规，对违反行政许可行为能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进行分析。第一项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根据我国《刑法》174条的规定，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是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非法经营罪 行政许可 。

应该指出，以上三个都是必须进行实体性认定的构成要件，尤其是违反国家规定，必须要援引其所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条款，以此作为认定经营行为的违法性的规范根据。第一种情况是限制买卖的农药。

就农药是否属于专营专卖物品而言，农药不是刑法第225条第1款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因此以被告人郭嵘擅自分装农药行为触犯我国《刑法》225条第1款而构成非法经营罪，是缺乏法律根据的。三、违反行政许可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法理探究 在我国《刑法》225条规定的四种非法经营行为中，前三种都是刑法明确规定了构成要件，因而可以按照刑法规定认定非法经营行为，而该条第四项是概括性的规定，采取了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此种非法经营行为并没有构成要件的规定，因此，如果直接将违反行政许可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就是把违反行政许可行为理解为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这是刑法立法的空白罪状的司法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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